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清末的中日关系史系列讲座”第五讲、第六讲
发布日期：2013-11-21 作者：管理员来源：
2013年11月19日下午2:00-3:45、晚上7:30-9:30，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在研究生院3-102、文科楼421，分别以《从日俄战争到韩国吞并：“支那保全论”的去向》、《辛亥革命：“共和”的冲击与二十一条》为题，进行其“清末的中日关系史系列讲座”第五讲和第六讲。我院刘世龙教授和数十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本科生出席。
村田教授在第五讲中指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才成为真正的“帝国日本”，从1904年2月28日《日韩议程书》的签订到1910年8月22日《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日本帝国在朝鲜的扩大势力与殖民政策，引起了中国各个派别不同程度的反响。保皇派始终关注朝鲜问题，梁启超在日本所办的《国风报》，几乎每期都谈朝鲜问题，并批判日本在朝鲜的扩张，认为中国东北有受日本入侵的危险。革命派代表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则期待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援助，其所办《民报》对朝鲜问题漠不关心。立宪派的张骞非常关注国际形势，通过日本势力在朝鲜扩大这一问题，提出要警惕日本垄断“满洲”权利的野心。孙、梁等人对日本的朝鲜政策态度的差异，证实了当时中国反日与亲日情绪的纠葛。可以说中日两国关系的交恶，始于日俄战争以后时期；到1915年1月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中国的反日情绪更为高涨。关于《日韩合并条约》的合法性还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日本坚持认为该条约是双方政府一致同意共同签订的合法条约；但有些韩国学者认为该条约为城下之盟，韩国签名并非纯宗（李坧）的字迹，是不合法的条约。
村田教授还指出，日本“东洋罗门主义”即“东亚盟主论” 与大隈重信“支那保全论”的思想来源是“知天命，排欧美”的一种“大亚洲主义”，日本帝国对于亚洲“落后”的国家负有开导教化、扶植势力的独特“使命”，日本想要主导东亚走向文明的大局，但日本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很难被他国接受。为遏制日本垄断南满洲的开发利权，主持清朝外交的袁世凯派唐绍仪远赴美国（1908年10-12月），欲针对英、法、日、俄四国协商体系，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但袁世凯所提倡的“联美制日”策，遭到美国的婉拒。唐绍仪在美国活动期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去世，袁世凯在摄政王载沣打压下失势，“三国同盟”没有形成，这反映出中国权力结构变化与国际形势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村田教授在第六讲中重点介绍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宋以后近世说）。唐宋变革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转型，其内容：政治方面是贵族制向君主独裁制的转变；文化方面是贵族文化的衰落和平民文化的崛起；军事、经济方面是常备军的设置、财政国家的成立；国际关系方面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思想哲学方面是以读书人、士大夫为载体的“理学”的成立以及佛教、道教的革新运动。在内藤提出此说的同一时期，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说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平民历来没有受过贵族的压制，所以不用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反对政府。章太炎则提倡革命，但他同时也反对立宪，因为立宪就要开议会，而选为议会的人（议员）都是地方豪族，很可能另造“阶级”。他认为中国去“封建”已久，不用引入变相的封建制，即代议政治。内藤湖南认为从宋代以降，中国的政治愈来愈平民化，没有世袭的贵族也没有地方的豪族，但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共和”政治的走向如何，是感到困惑的。有人批评内藤学术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服务，但过于简单化，因为学理与政治有不同（虽然两者有时很难分开），而内藤湖南的学术并不是完全为政治服务。
村田雄二郎教授这两讲的内容也很丰富，诸多新锐观点都紧扣史料（含图像）解读而提出，继续引起听讲同学们的兴趣和提问。他回答了有关王阳明思想在日本的影响，日本“脱亚”与“兴亚”（入亚）的关系，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时所受不同待遇和处境，孙中山与章太炎的民族意识等提问，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回报村田教授精彩的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