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清末的中日关系史系列讲座”第七讲、第八讲
发布日期：2013-11-29 作者：管理员来源：
2013年11月26日下午2:00-3:45、晚上7:30-9:30，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在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研究生院3-102、文科楼421，分别以《亚洲主义（1）：“兴亚”和“脱亚”》、《亚洲主义（2）：辛亥革命和大陆浪人》为题，进行他“清末的中日关系史系列讲座”的最后两讲即第七讲和第八讲。我院刘世龙教授和数十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本科生出席。
在这两讲中，村田教授主要阐析“亚洲主义”的思想。据《亚细亚历史事典》一书称，亚洲（亚细亚）主义是“倡导为了反抗欧美列强侵略亚洲，亚洲的诸民族应推日本为盟主而团结”（野原四郎语）的一股思潮。村田教授则认为亚洲主义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以往中国大陆对亚洲主义的解读都是负面的，而早期亚洲主义的思想内涵是极其复杂的，主要表现在提倡者的复杂性，含有军人、商人、政客、官员和浪人等不同成份，亚洲主义在这些人的表述中也是很笼统的。过去的日本主要从人物、团体、会等方面整理亚洲主义的脉络，而中国的学者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进行研究，具体分析亚洲主义中所含友好与侵略因素的错综复杂关系。
为了对亚洲主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就需要了解早期亚洲主义的几个团体。一是1880年曾根俊虎为代表的兴亚会被视为亚洲主义的起点。其目的在于帮助日本相关人士学好汉语（时称支那语）和朝鲜语。当时日本国内没有专门教汉语的学校，所以兴亚会创办了兴亚会支那语学校，何如璋、黄遵宪等首任驻日本公使馆要员都加入了兴亚会。此会后来改编为亚细亚协会。二是1890年建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代表人物有岸田吟香、荒尾精。1898年成为亚洲主义最活跃的年头。亚细亚协会所提倡的中日结盟受到欢迎，在中国推行维新变法需要借用日本的力量，特别是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士绅更加倾向日本，郑观应、张謇、唐常才等在上海活动的士绅、文人纷纷加入该协会。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最后成立了东亚同文会（1898-1946）。出任会长的近卫笃麿曾在旅欧回国之际，短时逗留上海，提倡中日合作，以排斥在东亚的欧美势力而扩大日本在中国的权益。亚洲主义的思想在这些协会的表现为主张亚洲要抵御西方的侵略就必须团结。但是1889年之后，日本的这些亚洲主义团体中的中国成员愈来愈少。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的对中观逐渐改变，中国是否有能力与日本同步成为文明国家，是日本所思考的问题。例如山路爱山的《日汉文明导同论》指出：“以前的亚洲主义者所谋取的平等的同步进行文明的诉求不可能实现，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但是要实现民权与国权，且国权更强大，就要同周边的国家进行合作，亚洲主义在此时还是有思想活力的。
除了东亚同文会系统的团体外，还有黑龙会。内田良平在朝鲜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推动“一进会”的发展，主张（日朝）两个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合在一起,“一进会”的韩人后来成为了亲日派。另外，头山满在九州地区组成玄洋社，与孙中山有密切的联系。樽井藤吉提倡大东合邦论，日本与朝鲜先组成一个新的国家，再与清国“提携”合作。
村田教授指出，研究亚洲主义的时候，哪些思想家是有价值的呢？首先是胜海舟。他在日本负责建设海军，促成江户和平开城，反对中日开战，他认为清日两国一定要提携，清朝与日本、欧美各国不同，虽然国力落弱，但尚不能对其将来的发展下判断。在民国时期，橘樸提倡“乡团自治论”，主张农民自治与“王道乐土”，他认为中国表面是儒教社会，但老百姓多信道教，与儒教并无多大关系，他在满洲试图实践其农民自治的理论，但30年代参与满洲建国，是不对的。吉野造作与中国革命者多有来往，了解中国。致力于引导东京大学学生走向更民主更自由，对新青年新思潮很关注，积极评价并支持五四运动和北伐。石桥湛山提倡“小日本主义”，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日本殖民台湾、朝鲜不合算，提倡放弃殖民地。尾崎秀实加入了共产国际，参与“昭和研究会”，在上海认识许多共产党人。
中江兆民倡导自由民权运动，反对国权，倡导民权。所谓民权，有“恢复的民权”即英法的民权和“恩赐的民权”即上面施给的两种。在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论问答》一书中，洋学绅士、豪杰君、南海先生分别代表了明治日本的三层认识。中江兆民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卢梭等法国的民主主义思想，他死后分化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北一辉的大陆雄飞、第二维新和马场辰猪的北米洋行这三个方向。宫崎滔天与其长兄八郎、五兄民藏、六兄弥藏合称宫崎兄弟，他立志投身“支那革命”，与孙中山实现东亚共和的思想志同道合，1902年发表自传《三十三年之梦》，介绍与孙中山的革命历程，文中将孙中山称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使中国和日本各界对孙中山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主动促成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合作，但遭到康有为等人的误会，随后愈来愈倾向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为革命派的活动提供了许多帮助。
值得特别注意的思想家还有福泽谕吉。他的著作《脱亚论》非常反对兴亚、入亚。1884年，日本很希望朝鲜的亲日派（独立党）能够执掌政权，但甲申事变使得日本的计划失败，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朝鲜的保守以及清国的干涉。福泽谕吉很期待中朝两国能对日本的文明开化有所帮助，但与其坐等邻国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上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讲到这里，村田教授向同学们提出来一个问题，即“恶友”是不是朋友？这引起了同学们的思考。
村田教授最后指出，日本曾经作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流亡基地，接纳了越南的潘佩珠、潘周桢、印度的布斯等志士。在亚洲民族革命之秋的1907年，日本出现了社会主义讲习会、亚洲和亲会等组织，同情被西方列强控制的亚洲人民。
村田雄二郎教授这两讲的内容也很丰富，特别是对日本亚洲主义团体和思想家的介绍，对青年毛泽东致宫崎滔天亲笔信等的解读，都引起听讲同学们的兴趣和提问。在讲座现场与同学们的互动中，他回答了有关黄遵宪的“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防俄国与兴亚会的联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的不同，天皇统帅权与自由民权的理解等问题，村田教授请同学们提交作业。刘世龙教授和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衷心感谢村田教授精彩的讲座并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