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纪念讲座：反思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
发布日期：2014-04-15 作者：管理员来源：
2014年4月14日下午3点，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进兴先生应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之邀，在文科楼五楼藏学会议室以“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为题，为在场师生做了一次精彩的学术报告。
霍巍院长主持讲座，李德英副院长、罗志田教授、徐亮工教授、刘复生教授、王东杰教授、韦兵副教授、徐跃副教授、杨兴梅副教授，郭书愚、査晓英、徐法言、王果、王煜、姜莉、何凯等老师出席了讲座。
黄进兴（Chin-shing Huang），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197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1983年）。师从史华慈与余英时。现任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合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史学理论。主要著作有《哈佛琐记》、《半世纪的奋斗》、《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优入圣域》、《圣贤与圣徒》、《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等。
黄进兴先生认为分属中西文明下的历史意识各有其特色，中西史学于清末才发生实质性交汇。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可视为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然1912年西方史家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亦著《新史学》一书。可见“新史学”中的“新”字，在不同时段有其不同意涵，自有其特定的对话对象，且“新”字本身已是价值所在。就近代中国史学而言，自梁氏“新史学”文（另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一出，中国史家吸纳西学、积极改造传统史学的做法延续至今。而后现代主义作为晚近西方思潮，其与中国既有史学传统的碰撞亦值得探讨。
梁氏所倡导的“史学革命”在今天看来，有变者，亦有未变者。变的是，进化史观式微，民族主义史学亦受到挑战（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未变的是：一、“史料”基本概念的确立；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这也是近代史学一直以来的两大特点。
就“史料”而言，西方在17世纪形成了“史料”观念，有“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分，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代表。梁氏于日本间接接触并接受了此种治史观念。柳诒征、胡适、傅斯年等皆认同此观念。
就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而言，清末梁氏已将“史学”脱离“四部”、归入“社会科学”。近代史学在不断借鉴、吸纳诸多社会科学的同时，“史学”本身何以自处却成为问题。因为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近代史学以连续性与特殊性为特点，这与强调断裂性与概括性的社会科学相矛盾。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反思社会科学的产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波及史学界。“文本”（text）、“话语”（discourse）、“解构”（deconstruction）等“后现代名词”充斥于历史写作。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正面冲击主要有二：一、解消“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二、“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后设叙述”即“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包括民族主义、进步史观等；后现代史学则取而代之以“小叙述”的“微观史”（micro-history）。“语言的转向”则反对实证史学，从史实回归语言，从语言回归文本，在从文本回归至符号，将语言与经验完全隔绝，“史料”被其解构。
黄先生认为，就方法论的意识而言，近代史学的既有方法论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后现代史学的“高歌猛进”亦使其自身陷入吊诡：他们一方面反对“后设叙述”；另一方面又主张“现代主义”应迈入“后现代主义”，有“后设叙述”之嫌。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每一种主义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死亡。”当然，后现代主义虽有偏颇，但有助于史家省思文本与史实之关系、开拓史学研究新的领域。
讲座结束后，黄先生对与会师生的问题一一作答。霍巍院长代表学院向黄先生表示感谢，并赠送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