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鸿音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夏文学文献的汇集、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现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四川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曾任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特聘教授（2014—2017）。其主要学术专长是西夏文献学、西夏语文学，是知名海内外的西夏学专家。先生最近受邀在“川大宋史讲谈”作了两次精彩讲座，不但展示了极高的学术水准，也是富有启发的教学示范。其中尤以2023年11月19日下午在望江校区文科楼420举行的第二次讲座最为生动，堪称典范。

这次讲座的题目是“河北保定发现的西夏文‘胜相经幢’解读”，是对半个多世纪前在河北保定韩庄村发现的两座西夏文经幢（1502年为纪念两个去世的僧人所建的墓幢）进行解读。单看题目，似乎不足为奇，难以提起听者的兴趣。但聂先生一开头却展示出这样一张PPT：

结合这张PPT，先生首先指出这两座西夏文经幢的两点重要价值，一则它们是现存时代最晚的西夏文字文物，二则它们是明代保定地区存在党项人聚落的直接证据。西夏早在1227年就被蒙古所灭，何以在接近300年之后还有西夏文经幢？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人主要居住在今宁夏及其周边地区，政权不曾达于今河北保定地区，何以这个地区在明代还有党项人聚落？这就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激发了在场师生的好奇心。

如果说学界已经对这两座西夏文经幢有了完满的研究，那自然也不用聂先生专门以讲座的形式来费口舌了。关键就是，先生还从题记中发现了一些未获圆满解决的问题：一是建幢缘起，助缘人名字和身份；二是这两位僧人所在的兴善寺的史事。这样，听者的胃口就被进一步提起，注意力也更加集中起来了。

但是，这两座经幢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其文字结构如何呢？这无疑是在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必须予以交代的。为此，聂先生紧接着展示出下面一张PPT：

右边的图文不够清晰，聂先生也说明了原因，这是很早以前拓印的，现在政府不准再拓了，所以只能这样将就。在左边，先生则非常清晰地呈现出经幢的铭文结构，包括幢题、西夏文题记、西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经幢主体内容）、西夏文的助缘者名单、汉文题记。先生还就这两座墓幢何以要刻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进行解释，言其主要功能就是消除业障，在佛教文献中往往称之为遇影沾尘或尘沾影覆。说到这里，先生耐心地科普道，这是佛教的一个说法，讲的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非凡魔力，如是说如果有人能书写此陀罗尼经，将它刻在石碑上，或放在塔中，路过的普通人见到这些经文，或与之靠近，甚至只要它们的光影照在身上，或者风吹陀罗尼幢上的灰尘落在身上，则所有的罪业都可以消除。听者在收获这些专业知识的同时，也更加理解了这两个墓幢都要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原因。

聂先生在简单交代了这两座经幢的形制、内容后，进一步从研究史的角度回顾了前人对经幢的发现过程、文物描述、对“兴善寺”三字的成功识读和对陀罗尼名称的鉴定，对题记的录文和大致汉译，对陀罗尼的复原和解读，以及现代一些学者关于幢题名称是“胜相幢”还是“相胜幢”的争论及其解决情况。从先生展示的这两页PPT来看，尽管这两个经幢纪念的两位僧人名气不大，但却吸引了包括王静如、李范文、史金波、白滨等顶级学者在内的数代西夏学学者的长期关注和持续探究，从中既可见这两座西夏文经幢的重要价值，也反映出一些学术问题的复杂性和学者探究时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对听者是很大的震撼。

先生在讲述学界有关幢题名称是“胜相幢”还是“相胜幢”的反复论争（见“学术概述（2）”）时，特别展示了下面一张PPT，面带微笑地指出，这种汉文与西夏文的直接对比，才是解决纷争的关键，也是本次讲座题目以“胜相幢”为名的根据所在。

现代学术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首先要按照相关论著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梳理论题关涉的学术史，明了问题的由来及其研究现状。聂先生这一做法显然相当标准，也是对讲座开始时提出的这两座经幢的价值和两点未获圆满解决的问题的呼应。

在完成学术史梳理之后，聂先生就进入了本次讲座的重点，那就是回答开头提出的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即建幢缘起，助缘人名字和身份。先生主要是通过汉文题记的解读、两座墓幢西夏文题记的识读与对比来进行的，主要围绕下面几张PPT来讲解：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解答相当专业，非一般浅学之士可以企及。通过两座经幢对墓主死亡的西夏文描述的比较，先生推测一号经幢的墓主可能是非正常死亡。其中一些词汇也很特别，如一号经幢西夏文题记中“诸金圣佛寺格坚失里书”的“诸金”，聂老师推测可能等于“世界”，而世界这个词在元代以后的西夏文文献里，指的是元大都，由此判断这句话可能是指在元大都有一个寺叫做圣佛寺，圣佛寺的格坚失里和尚书写了这篇题记。先生还对几个助缘者名字进行了复原，认为他们借用了萨迦派祖师的名字，由此推测兴善寺或许属于藏传佛教萨迦派，是一座党项人信奉的寺庙。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兴善寺的史事。先生主要通过清代《保定府志》里的兴善寺旧址图和郭芬的《重修兴善寺记略》，讲解了兴善寺的位置和历史（见下面两张PPT），并成功对应了一号幢和二号幢的墓主以及二号幢第7面第2行居首的施主，再结合经幢上的题记，从而确定了其墓地所在地应在塔院。

在成功解决了前贤时秀都没有圆满回答的这两个问题之后，演讲者的任务似乎也就完成了。但聂先生并不满足于此，他进而综合学界的认识和自己的研究，呈现了一个生动的西夏文经幢的故事：

可以看出，先生较一般演讲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仅有精深的专业解读，还能“编”故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加以总结，从而把这一相对枯燥的话题，变得饶有趣味。听者在叹服其高深学识的同时，不能不格外增加一重仰慕：先生不仅可敬，而且可爱也！

就在听者以为演讲者就此结束时，先生又做了一个“补充”：

正如莅临讲座的刘复生教授所指出的，这个“补充”相当重要，因为我们在听聂先生讲述这个发生在韩庄的“故事”时，不能不生发一个问题：除了韩庄以外，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党项人聚落呢？这个“补充”正好说明，在西夏亡国之后，党项人外迁不少，就在河北地区还有保定颉庄、大名陈庄这样的党项人聚落。这些拱卫都城北京的党项人聚落的存在，是党项人进入内地生活后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见证，是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

先生对演讲时间的把控非常好，在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主讲后，留下了半个小时左右的讨论时间。在这个自由讨论的环节，主持人黄博老师首先利用自己对藏文的熟悉情况，指出一号幢西夏文“格坚失里”的“格坚”二字，在藏语中是“老师”的意思，由此判断这可能是一个藏语名字。这一见解得到了聂老师的称赞，从中可见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魅力。在热火朝天的讨论中，老师们还言及近些年一些史学研究状况、民族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史学研究所需要的能力，并透过明朝对党项人的民族政策，讨论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方式，等等。这些讨论内容丰富、思维发散，对于深化讲座主题、开阔师生视野，无疑很有帮助。这再次说明，课堂教学中，除了老师的讲授外，师生之间的问答、讨论很有必要。

总的来看，聂先生这次讲座，无论是论题的选择，还是问题的切入；无论是解读的过程，还是最后的小结；无论是结构的安排，还是时间的把控；无论是个人的主讲，还是最后的讨论，都精彩纷呈，妙趣横生，因而既是一场富有学术含量的生动讲座，也是一次相当标准的教学示范。正如主持人黄博老师所总结的，聂老师时常能以小的事物折射出大的历史，一向擅长把小众的、枯燥的话题讲得生动活泼，这不仅对青年老师是很好的示范，同学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如何讲好一节课。

（粟品孝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