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宅讲座第二十六讲：纪录片与当代中国
发布日期：2014-09-22 作者：管理员来源：
2014年9月16日下午4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郭净研究员应中国藏学研究所、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佛教与社会研究所和人类学研究所之邀，在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报告厅（文科楼535室）为我校学生做了一场“纪录片与当代中国”的讲座。
郭净曾长期从事纪录片的拍摄、普及和研究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纪录片是一种叙事技术，跟社会变革和学术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承载着时代、文化、权力和现代性等内容。他以北、南、西和东四个地方涉及纪录片的四个议题来展开他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它们带着一股浓浓的昆明风，是郭净研究员近二十年学术思考、跨区域实地研究的结晶之一部分。
第一个议题涉及中国独立纪录片产生的大时代背景，比如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文革结束后，民间制作影像的兴趣兴起，加上1980年代欧洲-香港、日本等的纪录片思想通过官方媒体进入，促成独立纪录片的诞生。个人制作纪录片的机制跟国家媒体制作的机制截然相反。他分析了制作者作为个体/个人，以纪录片为方式跟国家打交道的复杂关系，有独立于体制外者、半独立者和体制内者三类；后者背后又有幕后推手。这复杂的关系，彰示与韦伯新教伦理路径的个体主义不同。他谈到的纪录片代表作是吴文光的《流浪北京》。这部片子跟朱晓阳、于坚等人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议题涉及纪录片带有的权力关系。例片是郝跃骏、范志平、邓启耀等人参与的《拉木鼓的故事》,讲述摄制人运用当地头人隋嘎（县政协副主席）的关系,以支付报酬的方式,让佤族人民表演已经消失的猎头仪式。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对这部片子的反映截然相反，原因是两类观者有着不同的历史和历史观、文化观。郭净借此机会，将他对当代中国的理解上溯到1950年代新国家力量进入当地村落的历史，从那时开始政府组织拍摄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郭净借英国学者保罗·亨利反思殖民时期英国学者在其殖民地上类似拍法的眼光，来反思中国制作者在国内拍摄纪录片中存在的未加思考的影像权力：科学研究、话语控制、篡改真实、金钱刺激和传播垄断等。在福柯式权力思想的意义上，可以说影像权力是新技术带来的新的权力展示方式，有无处不在之感。但同时，影像作为刺激-反应工具的效用，又引导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部影片的价值。
第三个议题涉及纪录片如何保存文化多样性、重建地方文化体系，纪录片的主题是藏地，尤其是卡瓦格博神山。自1930年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学者就开始用影像的方式记录这一地区，近来随着登山和旅游的开展，外来者对当地的影像记录在继续；但这和当地人既有的对神山的影像表达（如壁画），以及拿起摄影机来表现自己对家乡的理解，有不同。云南社科院的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员，与卡瓦格博神山区域的藏族民间组织合作，进行参与性的拍摄和考察。此后，云南的乡村之眼团队亦将合作的范围拓展到青海和四川藏区交界的年保玉则神山，在挖掘和发扬地方性理解上贡献颇丰，以期借影像志来重建区域文化体系。
第四个议题涉及中日在纪录片方面相互影响，在反思现代性方面的贡献。他对当代中国的理解由追溯中日关系而及于十九世纪后期。中日在历史中关系复杂，在走向现代性之路上互相影响，在用影像方式记录和反思现代性方面亦是如此。他介绍小川绅介和土本典昭等拍摄的纪录片，以及他亲历的中日基于纪录片方面的交流互访活动。他对当代中国的反思由此上升到对超越国的、包容中日的亚洲的思考。
讲座涉及北方的国家与个体主题、南方的影像权力主题、西方的文化多元多样主题和东方的亚洲主题，从个体到国家，从权力到文化多样性，从国到更大的洲，在逻辑上连贯一致，时间跨度上逐渐拓展，从当今直至十九世纪后期。在思考他者之中，牵出对自我如何定位的思考。
一个半小时的讲演之后，段玉明、徐新建以及本校考古专业和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的学生等与讲演者互动，进一步探讨对相关议题的理解。主持人陈波从人类学的角度作点评。
次日傍晚七点，在文科楼158室举行开放性座谈会“影像与人类学的实地研究”。座谈会由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佛教与社会研究所段玉明教授主持，郭净为基调与谈人；从观看青海白玉寺藏族僧人导演扎西桑俄和周杰二人摄制的纪录片《我的高山秃鹫》开始，针对该片进行座谈，主要围绕环境保护和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方法这两个主题进行；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座谈气氛较为自由，随着不同听众的发言，该片的意义逐步呈现出来。首先，秃鹫是食肉动物，近年随着当地将死去的牦牛的肉出售，而不是任其在山上由秃鹫啄食，其生存出现一定困难。此外，秃鹫的生存跟天葬台也有密切的关系；郭净介绍，两位摄制者目前正在就这一相关性进行研究。为了秃鹫，当地人和摄制者尝试给秃鹫提供肉食。讨论时，即涉及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出于当代理解的环保还是自身的信仰？郭净从纪录片制作技术和伦理方面，谈到摄制者在家乡和昆明制作该片的过程：两位摄制者相互合作，互相拍摄对方在拯救秃鹫中的行动；在家乡先期制作，到昆明后他们跟云南的团队一道，补拍一些镜头，进一步从技术上完善该片。这引起相关议题的讨论：在人类学的实地工作中，是从当地视角还是从外来研究者的视角进行研究？评判当地的标准是本土的，还是援用西方的？影像对当地社区生活、当地人自我反思的影像；在制作纪录片过程中，有哪些权力关系介入进而影响到制作过程？面临现代性推进导致当地许多甚至主要的风俗丧失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他者观念？仅仅是记录、挽救行将消失的事物，抑或进一步从当地文化逻辑结构的深层去探讨这种变动后面的缘由？一位来自文新学院的与座者就她收集到的当地人拍摄到的上千张图片如何分类提出疑问后，有人主张按照图片的主题进行分类，有人主张按照当地人的观念来分类，但操作技术则可以参考美国学界的软件技术；郭净谈到互惠人类学、分享人类学和故乡人类学在这方面的贡献，并以亲身经历，讲述一位内地植物学家跟当地人合作，对乡土植物进行分类，但二者的分类存在差异，且当地分类在前者的研究中无法得到表达。云南乡村之眼团队最近的一项工作，即是让当地人来表达他们对大自然、对神山的理解。
座谈中，来自雅安的郭思宇介绍了乡村之眼团队在雅安的汉藏社区推动影像记录工作的情况，引起与座者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