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蒙文通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讲座（一）：蒙文通先生的巴蜀史研究和治学之教
发布日期：2014-10-27 作者：管理员来源：
2014年10月23日上午，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胡昭曦教授在文科楼藏研所会议室进行了一场题为“蒙文通先生的巴蜀史研究和治学之教”的讲座，标志着学院“纪念蒙文通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讲座”正式拉开帷幕。讲座由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粟品孝教授主持，彭华教授及杨民、韦兵、李晓宇、黄博、邓丽、姜莉等老师以及我校本科生、研究生积极参加，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大学的部分老师和同学也特地赶来聆听讲座。
胡昭曦先生于1956年进入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历史系学习，1961年毕业留校后在蒙文通先生指导下进行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对蒙文通先生的文章道德有着丰富的体认，在宋史和巴蜀史等领域也有精深的造诣。在本次讲座中，胡先生结合学界研究状况，介绍了蒙文通先生在巴蜀历史文化方面的创见，并深情地回忆了蒙先生有关治学的谆谆教导。
胡先生首先指出，蒙文通先生十分重视区域史的研究，认为区域史是全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至为重要，而研究区域史又必须重视其特点；蒙先生研究巴蜀历史文化多年，著述颇丰，影响深远。其中在1959年首先发表、后来多次修改的《巴蜀史的问题》一文就是其代表作之一，扎实精深，在学界有很大影响，文中一些观点已被考古成果和科学研究逐步证实。接着胡先生从三个方面梳理了蒙先生《巴蜀史的问题》一文的要旨：一是从地理单元观念来考察“巴蜀”“巴蜀文化”的内涵，体现出对“巴蜀文化”概念界定的广泛性，更适于对巴蜀文化做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二是创造性地提出“古史三系”说，认为中国古文明的发展具有多元性，巴蜀是其中创造了高级文明的重要地区之一。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三是认为巴蜀历史文化有其固有性和特殊性，全面梳理了巴蜀地区早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强调“词赋、黄老、律历、灾祥是巴蜀固有的文化”。胡先生最后指出，蒙文通先生对巴蜀历史文化的研究虽然只是其广阔学术领域的一小部分，却已显示了其治学精神、工作态度和研究硕果，称得上“直探堂奥，慧见卓识”，对今日研究巴蜀地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特点，巴蜀文化和蜀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发扬科学精神、树立优良学风和学术人才培养上，都具有指导意义和重要启迪，值得高度重视。
蒙文通先生关于如何治学这方面的一些谈论，是各位老师和同学广泛关注的问题。胡先生结合自己的受教情况，详细介绍了蒙先生的治学之教：蒙先生强调治学首在做人，将德才兼备作为治学的第一要义，反复强调做人须“堂堂正正”，认为“心术不正”的人做不出一流学问；历史学研究始于研读史籍，蒙先生认为“读书不难，需下苦功”，基本史料书要逐字逐句读熟嚼烂，要“打得粉碎”方能为己所用。要达到这一层次，就要求寻找和占有丰富的资料，对史料书的作者、版本和成书过程形成深刻认识。蒙先生还注重置疑发问的重要意义：读书应心中常带问题，并争取作出释解，如此才能做到“打开书时，人为书用；叠起书时，人用书时”。讲到这里，胡先生特别强调胸中存疑的重要性，认为如果胸中无疑，科研就将停滞不前。
胡先生还进一步谈到蒙先生关于论文写作的一些卓见。蒙先生强调“读诸子之法读史”，在撰写论文时，要重视证据特点与论证逻辑的问题：证据必须用来证明某一观点，总结性的材料须用在总结的地方。论文既不可堆砌材料，也不可臆测空谈。蒙先生还强调修改论文的重要性，认为一篇文章最好放两三年再发表，虽然不必天天沉浸在文章之中，却要常把它挂在心上，切忌急功近利、草草发表。胡先生还特别关注了蒙先生辩讹考误一类的文章，教诲各位同学在提出学术争论时应当以理服人，不可盛气凌人：就学术问题展开辩驳时应引证详实地一一辩驳，观点上可寸步不让，态度则应雍容，不可凭恃意气。在与人讨论时，态度上要谦虚客气，尤其不应以权压人、以才压人、以资格压人、以年龄压人。胡先生最后以蒙文通先生“学生总得超过先生”一语勉励各位同学，在传承蒙文通先生的道德文章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胡昭曦先生的精彩演讲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反响，大家纷纷就“如何运用史料”、“如何修改论文”、“巴蜀文化的概念”等问题向胡先生提问求教，胡先生一一做了简要回答。最后粟品孝教授在总结时认为胡先生对报告的准备相当充分，老先生谦逊和蔼的作风和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后辈好好学习，并希望各位同学认真体会蒙文通先生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教导，努力传承我院的学术传统，在自己的专业上进行“超过先生”的学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