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2日晚7点30分开始，查义高（Igor Iwo Chabrowski）博士,在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文科楼323教室为我院师生带来一场题为“四川船工与川江号子，从1880年代到1930年代”的讲座。参加者有李德英副院长、刘世龙教授、王果博士和院内外研究生二十多人，讲座由李德英副院长主持。 

刘世龙教授简介了查博士的学术经历（出生于波兰；在意大利的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取得博士学位；曾经任教于牛津大学和华沙大学；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工作）。然后，查博士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关于船工和号子的专著：“Singing on the River，Sichuan Boatmen and Their Work Songs, 1880-1930s”（由1683年创立于荷兰莱顿的 Brill 学术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接着介绍了他所研究的若干问题： 

查义高博士在讲演

“怎么看待四川船工的劳动与社会地位?”

“从船工状况看资本主义侵略和经济发展、辛亥革命、军阀权力和冲突有什么意义？”

“船工的观念和文化是否来自‘大传统’？或者是他们自己建构的底层社会文化？”

“船工对环境（包括人文和自然）的理解和互动是什么样的？”

“四川船工属于工人阶级吗？如何研究工厂以外的工人呢？”  

继而查博士介绍了四川船工的地理分布，主要是在川江流域，与之相应，号子的采集是在川东的重庆、合川、万州等地，认为船工常常迁徙，因而不能说他们的文化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特色文化。 

另一方面，查博士梳理了从1898年立德乐（Archibald J. Little）驾驶轮船首航三峡抵达重庆开始，到抗战时期往来重庆的船只数量变化情形，从1880年代到1930年代重庆城市经济和商业网络发展的情况等。在此背景下，查博士重点阐释了船工和号子的相关内容。

关于船工。查博士辨析了此词的含义与相关词汇（水夫、水手、纤夫、曳手）的异同，指出四川船工是专业工人，需要对河流险滩的知识和经历，社会流动性不大，常常受秘密社会（袍哥）控制等。

关于号子。一是其特点，查博士认为号子是传播并建构船工群体身份和意识的渠道，是与船工的工作、自然环境、社会地位和船工的知识等分不开的，但缺乏历史的意识，缺乏士大夫性（虽不反对士大夫文化），受“大传统”的影响比较小，也没有表演的形式和顺序，等等。二是号子的内容，查博士列示了许多号子词，分析其如何反映了工作和生活的艰辛，生死有命的观念，对哥们义气的赞扬，对神灵的奉拜，对老板的讥讽，特别是对妇女和爱情的欲念------诸如好汉和光棍的自我意识，大男子文化，与士农工商以外的妇女的交往，以及淫猥号子的意义，等等。

在结语部分，查博士指出：号子有自己的审美性，道德性，反映了船工周围的社会文化环境；船工们有被剥削的感觉，有对自己名誉的忧虑；四川船工可能与岭南、长江中下游、闽南等地的船工有共通性；清末民国时期四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船工数量增加，但船工文化与大城市的“摩登化”关系不大，而是建基于传统的底层社会文化，并且也有其灵活性。

伴随着上述内容的讲述，查博士播放了罕见的当年船工工作（拉纤等）和生活的部分照片，特别是德国驻重庆领事用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时代录音机录下的1910年代川江号子原声。

查博士讲述后进入问答互动环节，李德英教授、刘世龙教授、王果博士和研究生们，就“号子”的产生和类型、号子词的吟唱节奏划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各职业男工群体的现象等，与查博士进行了热烈的探讨。直到晚9点45分，李德英副院长代表学院向查博士赠送纪念品以示深切感谢，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