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教授: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口述史
发布日期:2016-04-14 作者:管理员来源:
2016年4月11日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定宜庄研究员,携其合著新作《大历史,小人物》(定宜庄、阮丹青、杨善华,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为我们带来了以“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口述史——改革开放初期一场改革的成与败”为题的精彩讲座。定教授是国内较早专事口述史研究与写作的学者之一,已有多部高质的学术著作出版,如以满族、北京城等为主题的专著皆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力。本次讲座的主题是定教授历时八年笔耕不辍的产物,也是其最新的研究成果。
首先,定宜庄教授向我们介绍了此题目的背景与由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转型时期,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东风电视机厂(以下简称“东电”),也在一位新任厂长黄宗汉的带领下开始了改革的历程。但是,对改革开放的既有研究较局限于高层的决策或基层农民的行动,对城市中的基层企业鲜有记录与研究。因此,对厂长黄宗汉及相关人士开展的口述访谈及其研究便恰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学术与现实意义重大。接下来,定宜庄教授简单讲述了东电的整个改革经过:厂长黄宗汉采用国外购买电视散件进行国内加工的方式改革东电经营模式,触怒了某些利益群体,整个事件由技术、经济问题逐渐上升到市场经济究竟因如何发展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此后,黄宗汉经历了被人检举、诬陷、差一点坐牢,但由于受邓小平保护而顺利“过关”的过程。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也作为一个在口述实践中反复强调史学的主体地位与优势的史家,定宜庄教授在接下来的讲座中着力为我们呈现了上述“故事”的生成过程。第一步,定教授首先对黄宗汉先生展开了13次,共计30小时的口述访谈,形成了完整的东电改革叙事;第二步,通过黄宗汉的侄女,也是本书的作者之一,阮丹青女士展开深入访谈;第三步,对相关人士进行口述。三位作者逐渐发现这个改革过程中的几个核心问题,这些核心问题直接生发出了黄对这段经历的个人总结,也使得作者逐渐形成对全书的总结: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命运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
之后,讲座主题转向口述史实践方面。定教授“愿把金针度与人”,毫无保留地将本书的口述经验,结合自己多年的体悟依次分享给了大家。首先,口述一定要做成“深入”的访谈,不深入形成的就只是浅薄的故事。其次,口述时要尽量避免口述者进行“表演”,即避免口述者刻意呈现那些自己早已设计好的言说内容。这两点,一是靠个人的阅历与本事,二是要确确实实下功夫,去讨论文本、抓出问题、深挖下去,再去“冲破”这些“表演”。再次,作为一部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合作开展的口述史,历史学的特性在于关注档案及其生成过程,如宣武区档案馆馆藏的黄宗汉个人专档(以及这些专档文本的形成过程)便成为了对照口述文本,发现口述背后隐藏内容与事实的关键材料。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定教授依次回答了老师与同学们的问题。例如“在您们这个口述课题进行过程中,来自不同学科的合作研究者是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各类分歧的?”“口述史与纪实文学、新闻报道有什么区别与关系?”“如何面对口述人的期待与研究者能够给予的反馈?”“如何处理口述者、口述者自己的反思与研究者的思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定教授都一一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定教授认为,一方面口述史应该相对清晰地与新闻报道、纪实文学区别开来,但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界线其实并没有一些学者所言的那么明晰。另一方面,当我们在很多时候倾向于去强调对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学习与借鉴的同时,我们更应突出诸如校勘、目录、解读档案等历史学的自家本领,才更有利于口述史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整个讲座逻辑清晰、结构严谨,既呈现了东电的改革全过程,又提出了研究者自己的思考,更表达了定教授对口述史实践的经验体会。笔者认为,定宜庄教授等人通过切实具体的个案研究,为口述史研究确立了一些不可或缺的原则与典范。窃以为,这其中展现了口述史研究者应具有的三种“心”:即耐心、细心与真心。口述史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的过程,不论是有特定主题的课题还是针对个体的传记口述,都需要研究者的耐心以深入到口述者的真实情感中去,以探寻口述文本背后所隐蔽的核心问题。此外,正如定教授在讲座中所言:“口述的生命在于细节”,口述史在某种程度上对抗了既往历史研究中更为宏大的叙事模式,它更加关注的不仅是宏观事件的经过与叙述,更是口述者的亲身感受与其回忆生成的多维面向。而且,口述史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非定格的文本,它是一个研究者与口述者相互交流、反馈的过程,因此我们常常在口述的实践中感慨:口述真正考验的是研究者“做人”的本领——这不仅涉及到口述访谈本身能否顺利开展,更决定了双方能否以真心交换真心,能否使得双方皆以“人”为本质展开互动,而非像我们在面对文本材料时常常充斥了“挖掘”、“拷问”材料等“非人”的字眼,这或许才是历史学原应有的“温情与敬意”。
口述史让原本“无声”的下层发出声音“正是其最具颠覆性的一个特点”(定教授语),它因应了史家眼光向下的视野转变,形成了底层人的历史,是对既有历史书写的反抗(张思教授语)。口述史因此而生的同时,也在逐渐对既有历史研究形成学理层面的、具有口述特质的 “冲击”。研究者们发现他们不仅是在处理文字文本,更是在面对影音文本;他们不仅是在使用史料,更是在参与史料;他们不仅是在研究历史,更是在生成历史。定宜庄教授等人形成的个案研究《大历史,小人物》,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口述史相关研究的发展,这也许能够启发更多学人,在不远的将来为中国的史学研究开拓出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