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5日下午两点半至五点，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郭世佑先生，在望江校区文科楼藏研所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近现代史的求真与争吵”的学术讲演。讲座由我院王东杰教授主持，刘世龙教授、谯珊副教授和学院内外的数十名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出席。

郭世佑教授首先从当下“本愿报考历史专业的人越来越少，愿意争吵近代史问题的人越来越多”的现象说起，指出学术争论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激烈的争吵则有些复杂；就近代史专业研究而言，这样的争吵从1980年代以来，其实就没有停止过，只是有些被批评者和多数研究者不屑于参与而已；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与互联网的普及，近代史专业研究之外的争吵尤其普遍，而且升级；不仅国内吵，国外也吵。面对这样的争吵，近代史研究者应当适当地带着学科公共情怀参与其中（但也不宜过度），以自己专业的基础、求真的态度和理性的价值体系去化解争论，在对话中体现出历史学科的价值，从而显现出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之“智”，不必以不争于“群氓”、不辩与“谄民”的群体性清高置若罔闻。

然后，郭世佑教授谈到了“近现代史研究的难度”。一是研究近代史的手段复杂，资料既多且杂，还有假史料存在（如《景善日记》等），这与近代社会的特性有关。资料太多，使得研究者在有限的生命中势必只得挑选其中关键的部分进行研究，这也考验着研究者的学力。二是近现代史研究的对象如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等皆非等闲之辈，其复杂程度超乎研究者想象，故而研究时要常怀谦卑之心，朴素之情，“小心翼翼”。三是近现代史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之间的时空距离很近，研究者应尽量摆脱给前代修史的弊端和政治因素的羁绊。

郭世佑教授接下来分析了围绕着近现代史内容的“争吵”，有其认知基础（例如中学历史教育中“标准答案”所造成的刻板印象）、情感基础（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现实基础（与现实生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指出许多争吵者并不清楚自己的局限性，对历史的复杂性亦缺乏了解，因此难以和研究者进行明亮的对话，不少网络中的争吵者既没有时间和兴趣在历史资料的阅读方面花力气，也不愿认真参考历史专业的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并不等于说只有历史专业出身的研究者才有资格参与有关思考和争论。

再后，郭世佑教授提出了近代史研究中的几点建议：①概念要明确，不能含糊其辞。②论据要充分，不能只停留在举例的水准。③研究视角要多元，不宜固守一方。④判断人物的标准要统一，不宜因人而异。⑤事实辨析比价值评判更重要。⑥历史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⑦论据比论点更重要；（8）打破“一分为二”的思维。并总结道：近代史研究者不能在争吵中浪费时间，而要以求真之心研究历史，提供真实的历史面相与清晰的解释思路。

郭世佑教授还随口背诵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论述，结合近代历史的复杂性，冷静地分析我们以往所接受的某些似是而非的定论或历史必然性的认知缺陷，顺便提到自己正在对青年党进行研究的情况，谈到了研究中应注意个性与地域文化等因素，举了湖南人左舜生（青年党重要人物）如何看待毛泽东为例，强调了解巴蜀文化对把握青年党群体之间的重要性。

郭世佑教授讲演后，从江安校区远道来听的本科生同学向郭教授提出了“如何让哲学、文学、法学等学科为史学服务？”“近代史研究如何做到‘概念明确’（以‘民族主义’为例）？”等问题。郭教授一一作了耐心而详细的解答，勉励青年学子加强人文修养和思辨能力，学习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等学界前辈求真、求知的学术品格与公共情怀，在“义理”、“考据”、“词章”三个方面下功夫。还提请写文章时注意三个层面：描述的层面（事实），分析的层面（因果），价值的层面（评判）的关系，指出如果没有搞清楚事实，缺乏“考据”的专业理念，那么后两个层面就靠不住。郭教授还忆诵陈天华所写106字的《述志》一文，对其“起承转合”作了精辟分析，说明熟练地掌握韵文与古典散文的某些技巧对提高“词章”功夫的好处。

整场讲座针砭时弊而富有真知灼见和幽默（王东杰教授点评为有“成都茶馆”的风格），在师生们的掌声中结束。王东杰教授向郭世佑教授赠送了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