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3~25日下午3点30分，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陈以爱女士应我院邀请，于我校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704教室开设“中国大学史”三讲，各讲题目分别为“众生喧哗的现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倾听与阅读之间：东海大学六十载口传和图文叙事”与“角色置换的诠释者：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传统的断裂、延续和重建”。我院王东杰教授主持讲座。

在第一讲中，陈老师指出，1922年北大国学门的成立，是整理国故运动中的重要环节。对“国学门”的研究应有两个主轴：一是对“国学”概念本身的建构与沿革的爬梳，二是对作为组织机构的“国学门”的考察。而北大诸学人的整理国故运动（包含古史辨运动），实为一场学术思想革命，是将古史用现代学术话语重新表达；它是新文化运动深入学术界的运动。

陈老师亦结合自身治学经历，谈及论文选题应如何步步深入、搜集史料过程中的机缘与谨慎使用所谓“一手史料”（如档案、书信、日记等）。

在第二讲中，陈老师先言其一直在关注东海大学校史，并开设了一门“知识人与大学”的课程。通过多年教学经验与对既有大学史写作的反思，她认为大学史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大学中人应该反省自身的历史，讲述大学的故事，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部分，致力于重建大学的传统。

陈老师以早期东海大学的发展历程为个案，回顾该教会大学创校史上的核心人物——芳卫廉、朱有光、杭立武、曾约农、徐复观等先生——的治校理念，描绘以大度山林为主体的校园环境，反思官方与民间对于校史阐释的争论，指出在大学精神层面，“应如何为灵魂找到新的躯体”的困惑。

最后，在场师生以观看纪录片《相逢路思义——路思义教堂建立五十周年（1963~2013）》为本讲尾声。

在第三讲中，陈老师首先点明题目中的“角色”的指涉：大学中的“旁观者”与“当事人”。前者是指仅从个人视角看待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后者是亲身经历教学工作的行动者、协调者乃至决策者。“学者从政”的行为本身便是兼具二重身份，这其中的紧张关系颇值得思考。而民国时期的诸位知名校长的气度与能力便说明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

至于何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其主要指对人格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培养，注重对人与人的互动和对人生的理解；试图通过科际间的对话与整合，进行跨领域教学，以达到培养创造性思维的目的。它是对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反思与修正。二战后在美国兴起，哈佛大学专门进行调查研究，并撰写相关报告汇总，即“哈佛红皮书”。

回溯民国时期，1928年前，大陆诸所知名大学实有类似通识教育的传统（如“全人教育”）。1928年后，国民政府所倡的高等教育目标为培养专业人才，尤重应用科学。抗战时期，教育部长陈立夫主张“共同必修”课程，含政治目的，且学分过多，为自由派学人（如梅贻琦、潘光旦）与保守派学人（如钱穆、梅光迪）所反对。战后，“红皮书”传入中国，内含多元与统一两种主张。1952年院系调整，苏联制取代原有教育体系，以专业工科为主导。

陈老师亦梳理了1949年后港台大学通识教育的延续与大陆高校通识教育的再起步情况。并以东海大学为个案介绍现行通识教育的具体运作过程。

   最后，在座师生以观看纪录片《遇见人文——通识在东海》为本讲尾声。讲座后，在场师生就三讲内容与陈老师热烈讨论，积极表达对大学教育的理解与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