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讲座 | 彭刚：理论化、碎片化与多元化——当代西方史学的几个面相
发布日期：2016-11-20 作者：管理员来源：
2016年11月11日上午9点半至11点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刚教授在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望江校区文科楼五楼藏研所会议室进行了题为“理论化、碎片化与多元化——当代西方史学的几个面相”的高端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原祖杰教授主持，世界史系刘君副教授等众多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彭刚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本次讲座中，彭教授将他近两年来有关二十世纪西方史学流派及其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方面的心得分享给大家。讲座分为三个部分：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史学实践；碎片化与历史综合；多元化。
在第一部分“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史学实践”中，彭教授阐释了历史学的学科边界、研究对象和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等理论问题与史学实践案例。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分为两重意义上的历史，可以按照“理想类型”区分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彭刚教授征引了年鉴学派及其代表人物、戴维斯(Natalie Davis)《档案中的虚构》等例证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之后，彭教授借助德国“历史的社会科学”、E. P. Thompson 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夏蒂埃(Roger Chartier)与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例子，深入浅出的说明了不同的理论视野、问题意识会导致不同的历史研究对象和历史研究方法。最后彭教授提出洞见：一方面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理论，对历史学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的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路径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历史学家吸纳了不同取向、不同形态、不同领域的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史学研究中一些新的领域、新的方法，也在不断地刺激历史学理论的发展。
在第二部分“碎片化与历史综合”中，彭教授针对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进行了说明。19世纪末，自历史学开始成为一门专业化的学科之始，就出现了历史学家对于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的情形。碎片化在“现代”与“后现代”条件下拥有不同蕴含：19世纪末的人们普遍相信，历史学宏观的、整体综合的一极与微观的、高度专业化的另一极，终究能够整合成为一体，因此那个时候“碎片化”并不成为严重的问题。但是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这个前提被根本动摇了，碎片化式的研究如果不能整合成为其意义所在，才真正成了问题。有关碎片化的问题，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一方面，历史学碎片化专业化的确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地步，马丁·盖尔一度变得比马丁·路德还有名。可是另外一方面，人们对于整体的历史的把握、进行历史综合的努力仍在进行，而且还成就斐然。
彭教授通过多个例证指出：成功的微观史研究必定有大关怀。成功的个案研究，要求作者在进行专业的、细致的研究的同时，有更广泛的兴趣、更宽阔的视野、更宏大的眼界，能从一粒沙中见出整个世界。历史学家的工作终究还是要考虑到如何把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研究结合起来的问题。历史综合与碎片化这两者之间，既不是后者的累积会自动达到前者，也不是前者终归可以涵盖后者。但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把二者对立起来。
在第三部分“多元化”中，彭教授对当代欧美史学发展过程中多元化、多样化的态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历史学的多元化发展首先是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反映和写照。历史学总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对话，置身越来越多元的现实世界中，历史学也会随之变得越来越多元。另外，人类知识不断拓展，历史学要接纳来自不同学科的影响，接纳不同学科内部越来越花样繁多的不同学派和取向的影响，这对造就历史学的多元化局面也功不可没。除此之外，历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也有很现实的知识社会学方面的因素。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职业化史学的发展，有一种说法是，正在写作的历史学家比从希罗多德到汤因比加起来还要多。历史学从业者的增多，也是历史学日益走向多元的重要因素。当然，写作方法和技巧的多元化也是其原因之一。
彭教授特别强调，当前历史学的多元化，还体现在传统的史学领域、史学方法与新的开拓并存。传统的史学研究路数在经历各种“转向”之后，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比如历史学家们在清晰地认识到量化方法有效性的范围之后，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变得更加复杂精致了。讲座结束时，彭教授满怀激情的指出历史学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是史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讲座的主题内容结束后，在场师生踊跃提问，气氛活跃。彭教授将同学们的思路铺展开来，引向深入，并对同学们提出了鼓励与期许。历时两个小时的讲座很快结束了，虽然同学们仍意犹未尽，不过原祖杰教授风趣地说欢迎同学们到清华大学向彭刚老师请教学问。在观众们的热烈掌声中，本场学术讲座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