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关于历史认识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创造性的论证中，于沛教授用了不同时期关于《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翻译改动作为例子，说明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关系，1972年选集版本的翻译让许多人误解了马克思。因此他认为历史认识是主体对客体辩证的能动的反映，不可能独立于历史主体而自发产生所谓客观的历史。所以在科学的历史研究中，既不能宣扬主观主义，也不能放弃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物质与精神因素相互影响和选择的科学规律，而不是由外在强加赋予之上的规律。

      在关于历史思维的探讨中，于沛教授论证了历史思维的时代性、群体性，它反映了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以及摆脱生物属性的社会人的性质。知识作为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基础，在我们如何发现材料、分析材料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努力完善知识结构，是每个历史学者必要的功课。而在当代科学快速发展，生产力的革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历史思维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革新。因此历史学家应广泛介入和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领域，才能使得历史认识更丰富具体。

      于沛教授还谈到了关于历史记忆的问题，他指出，历史学是一门有关记忆的科学，它的形式就体现在各种各样的材料、文献中，这展现了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其次，历史记忆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只有完善的历史记忆才能保障历史研究能够获得有意义的成果。最后，历史记忆还是一种民族的群体记忆，这是中西方认识历史记忆根本的不同之处。

        最后，于沛教授论述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他以克拉克爵士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导言为例，主张历史学家应充分运用其判断力，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历史对象的描述，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溶化”在现在中的过去。因此，历史学应当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历史的本质就是回答现世甚至未来的问题。       

      在讲座的最后，在场的师生就讲座的内容与于沛教授进行了交流讨论。经过于沛教授的讲演，在场师生深受启发，随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顺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