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2日下午三点，哈佛大学东方语言文明系教授、中国宗教研究会会长罗柏松教授以“四十二章经的佛经及其在道教文献中的奇妙历史”为题，在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一楼报告厅举行精彩学术报告。讲座由考古系白彬教授主持，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姜生教授、韦兵教授，藏研所玉珠措姆副教授，宗教所段玉明教授等学者，以及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众多师生到场聆听并进行互动。

本场讲座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第一，罗教授主要围绕《四十二章经》在西方的翻译及流传情况进行说明，重点对该经典中的佛、道教因素，以及可能涉及儒家文学的影响进行分析。第二，以《道德经》为例，梳理它在西方社会的翻译和流传情况，并揭示西方人对《道德经》的跨文化误读现象及所造成的历史影响。

罗教授首先以汉明帝夜梦佛陀展开论述。他指出，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四十二章经》是第一部被翻译成汉语的佛经，多数人将它作为佛教的入门读物，同时也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语种的佛教经典，是西方国家认识佛教的首选素材。关于《四十二章经》的版本，目前流行的版本有三种，分别是日本人编纂大正新修大藏经、宋真宗御制版本和宋代守遂注解本，其中以后者流传最为普遍。

然后，罗教授分别对唐代禅宗文献《宝林传》和南朝上清派道教经典《真诰》中出现的《四十二章经》进行分析。通过比对，他首先指出，虽然《宝林传》中保存有《四十二章经》的内容，但并不是原始版本，而是经过编纂者的改异，二者存在许多差别。他认为《宝林传》中出现的“见性”“无念无住无修无证”等词汇，是禅宗佛徒有意禅化《四十二章经》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宝林传》中《四十二章经》是以“佛言”起首，并且当中出现了许多关于孝道的典故，这种现象应该是受到儒家《论语》编著形式和内容的影响。他还强调西方人在接触佛教时，就是从被禅化的《宝林传》开始的，因此在欧美地区，人们对《四十二章经》和佛教的理解存在偏差。关于《真诰》中的《四十二章经》，经过与《大藏经》版本的比较，罗教授指出，《道藏》编纂者在借鉴佛经时，也作了一些篡改。比如将“爱”“色”“无我”“无常”“和气/合气”等佛教术语删掉，将“沙门”“持五戒者”“佛”等佛家名词改成“道士、仙人”“学道者”“紫元夫人、太上真人”等道家术语。通过一系列的比照，他认为，《四十二章经》的最早版本可能是通过《真诰》保存下来的，因为《大藏经》中的《四十二章经》是宋朝的版本。因此，他强调在研究某一宗教，还需要关注其它宗教的文献资料。

接着，罗教授对《道德经》在西方的流传历史和文化误读进行梳理。首先，他引用法国学者Marcel Granet 1934年的一句话“道德经是无法翻译的”（Daodejing is impossible to translate），来强调翻译《道德经》难度难度非常大，但它却是世界上翻译最广的第二大类文献。与此同时，他还提到，18—19世纪，在欧洲人世界宗教观念当中，只有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而印度教和佛教都是后来才出现的术语。因此，当《道德经》被不同人引进西方时，人们对这一外来文化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例如17—18世纪，当《道德经》开始被翻译到西方时，欧洲人认为中国的道教是埃及人的宗教；在耶稣会人员将《道德经》翻译成拉丁文过程中，他们认为《道德经》中有基督教的内容，并将《道德经》与《圣经》中的内容相符会，将《道德经》与“一神教(Monotheism)”“三位一体（Christian Trinity）”等概念相勾连；他们还将《道德经》第14章中出现的“夷（yi）”“希（xi）”“微(wei)”音译成基督教中的“Yahweh/Jehovah”。在法国，Pierre Abel在其著作（Essay on the Life and Ideas of Lao-tseu，a Chinese Philosopher of the Sixth Century B.C.，Who has Propagated the Ideas Commonly held by Pythagoras，Plato and Their Disciples.）中，依据“老子化胡说”，认为老子观点与“新柏拉图主义”有联系，而将《道德经》的“道”与柏拉图的“理智（Logos）”相关联；同时，还有法国人把《道德经》与印度吠陀哲学相比较，将“道”等同于“婆罗门”。英国汉学家Lionel Giles和新教徒John Chalmers都曾将《道德经》与基督教的约翰福音（Gospel of John）联系起来。在德国，《道德经》在被输入过程中，德国的哲学家们也普遍认为《道德经》受到过德国哲学思想（德国理想主义）的影响。之后，罗教授又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道德经》在西方的流传和误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美国“嬉皮士（Hippie）”运动的兴盛，出现了许多疯狂的文化现象，《道德经》成为嬉皮士们非常热爱的书籍。例如曾执教于哈佛大学的Timothy Leary教授，他虽不懂中文，却从药品中获取灵力，将《道德经》译成了英文，罗柏松教授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幻觉剂的理解(Psychedelic Reading）”；同时他还提到著名的“披头士（Beatles）”乐队曾因从《道德经》第四十七章中获得灵感而创作了流行摇滚歌曲（The Inner Light）。更有趣地是，美国历史上最保守的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在1988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曾引用了《道德经》的内容（治大国，若烹小鲜），他还将老道思想与美国治国理念相结合。此外，Stephen Mitchell 也是一位不懂中文的美国人，只因他曾长期禅坐而产生特异功能，后获得出版社的高额赞助，也将《道德经》翻译成了英文。

综上所述，西方人对《道德经》和道教产生过一系列误解。这些跨文化的误读也对西方学术界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例如人们用“道家（Taoism）”“正（Pure）”“哲学（Philosophy）”等术语来表达道教的正面形象，而用“道教（Daoism）”“邪（Impure）”“宗教实践（Religion Practice）”等词汇来形容道教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这些误读和偏见，也阻滞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道教的历史进程，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起步。但罗教授谈到，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道教研究的热情在不断升温。

讲座之后，白彬教授结合自身曾在哈佛大学的访学经历，对罗柏松教授的讲座内容和治学路径给予高度评析。最后，在场学生就宗教信仰与学术研究、民间宗教、西王母等话题与罗柏松教授进行了交流互动，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