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教授1939年生于重庆，后移居香港。196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又深造于Brandeis大学研究院，1966年毕业，先后获物理学硕士及博士学位。1965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物理学系，1980年出任大学秘书长，1986年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2002年退休，任该所名誉高级研究员。2004年出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院讲席教授，2006年获香港中文大学颁赠荣誉院士名衔。其科学史专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2009）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奖。

霍巍院长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陈方正教授讲述了历次来川的经历，表达了对四川、对川大的别样情怀。随后，陈教授以其著作《继承与叛逆》切入，引出了“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历史。陈教授指出，我们在认识到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奋起直追的同时，也要思考“中国科学为何落后于西方”这一根本问题，即探讨“李约瑟问题”的必要性。早在400年以前，明代的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中国人首次认识到西方科学之先进时，便已经开始接触“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问题。1915-1950年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访美学子先后提出“传统中国无科学”的观念，并从儒家制约、农业社会、封建制度等因素解释了这一观点。1944年，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李约瑟在中国科学社演讲中讲道：“古代之中国哲学颇合科学之理解，而后世之技术发明与创获亦于举世有力之影响”。李约瑟肯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并且认为应当从“坚实的物质因素中求答”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陈方正教授讲述古代科学

        紧接着，陈方正教授就“李约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研究中国科学为何落后于西方，首先应当了解西方科学的兴起，应该先了解现代科学的发展史。并从四个方面层层递进，具体阐述这一观点：第一，现代科学到底是怎么样来的？第二，西方科学的发展有什么特征？第三，为什么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第四，李约瑟问题的解决。

       其中，陈教授主要论述了第一点：现代科学到底是怎么样来的？众所周知，现代科学起源于牛顿。而在牛顿之前，西方科学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年。陈教授将西方科学发展历程归纳为“一个传统，两个革命”。牛顿将近代科学变革至现代科学的伟大进步属第二个革命，在这之前的西方科学同出一个传统，而这种传统则由“普罗米修斯革命”发展而来。普罗米修斯革命将古希腊科学变革为雅典科学。从古代晚期的雅典革命到近代科学的一千三百年间，以亚历山大科学、伊斯兰科学和中古科学为纽带，都保持着同一个传统。而这千余年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科学传承靠的是三场影响深远的翻译运动：阿拉伯翻译运动、拉丁翻译运动和希腊翻译运动。

       之后，陈方正教授又仔细讲述了西方古代科学。主要分为四个时期：周边时期、雅典时期、亚历山大时期和罗马时期。周边时期，即自然哲学运动的时代。雅典时期是普罗米修斯科学革命发生的时期，由毕达哥拉斯教派发起。革命之后的亚历山大时期迎来了古代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而罗马灭亡希腊后的罗马时代，古代科学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源于自然哲学。公元前六世纪（轴心时代），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相继开始对自然万象开始进行研究，促成了毕达哥拉斯教派的兴起,进而发展为数学研究的热潮。教派学院将研究进一步推广，到托勒密王朝时代，在王室支持下所建立的亚历山大学宫网罗了几乎所有的古希腊学者和学术成果，包括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等杰出科学家。两本传世著作《几何原本》和《大汇编》代表了数学和天文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但是毕达哥拉斯教派研究科学的根本目标在于思考真理与永生的关系，相信了解宇宙的奥秘即可得到永生。

 

讲座现场

       在传统科学的传承中，伊斯兰科学起承转合的作用无疑是无法忽视的。伊斯兰科学对希腊科学的继承主要得益于阿拔斯王朝的大力支持和阿拉伯翻译运动。经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基督教教徒的翻译运动等文化传播与助推，希腊典籍才得以传入阿拉伯。巴格达的智慧宫是阿拔斯王朝模仿亚历山大学宫建立的学术机构。伊斯兰科学主要研究数学、三角学、光学、炼金术和天文学。十字军东征期间，基督教徒收复西班牙重镇托莱多，得到了大批伊斯兰科学典籍和学者，进而兴起了拉丁翻译运动，西方学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与发展，故而这次翻译运动也称“早期文艺复兴”。

       由此，陈方正教授的出了西方科学发展的几个特征：第一，拥有极其悠久的传统；第二，中心区域不断转移；第三，和宗教存在密切关系；第四，出现了革命性转变。由此对比中国，陈教授认为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科学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不是中国人真正用心所在。中国数理科学虽然也有相当长的传统，但不算久远，并且没有中心转移，也没有革命。

       经过对西方科学的具体讲述，陈教授重回到李约瑟问题本身，分析李约瑟问题提出的前提：李约瑟认为中国科技“向来”先进于西方，西方科技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后才超越中国。并给出了李约瑟对自己问题的解答：第一，以《中国科学技术史》论证中国科技的优胜；第二，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兴起，它的实用主义刺激了实验科学的发展，而实验科学与理论的结合就是现代科学的关键；第三，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由于西方“军事贵族封建体制”的崩溃，中国的“官僚封建体制”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

       最后，陈方正教授对李约瑟问题的误区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陈教授认为，马克思外部因素观和科学发展平等观引发了李约瑟问题，并从李约瑟个人的宗教、学术与感情背景，对李约瑟问题的提出做了具体而深刻的剖析。同时，他指出，早在轴心时代，中国科学已经落后于西方，李约瑟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轻视了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割裂了近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且过分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因此，李约瑟问题在中国科技历史实证研究上有着开创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科学史方法和观念上的高度扭曲，更令国人对科技落后的原因不甚了解。

       讲座之后，同学们就“中心转移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国家对外政策与科学的联系”、“轴心时代中西方文明走向的差异”、“李约瑟问题前提的正误”、“科学发展中革命与传统的关系”等问题同陈方正教授展开了交流，陈教授从中心转移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科学发展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等方面做出了精彩回答。

       最后，主持人霍巍院长盛赞陈方正教授富有体系性、批判性和哲理性的讲述，并再次感谢陈教授的精彩演讲。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交流互动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