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海报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朝于野：都城、城市、市镇遗址与古代社会”，旨在从相关城市遗存出发，探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本期沙龙延续此前的方式，五位报告者先做专题报告，在场师生紧接着围绕报告内容展开讨论。活动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半场，共持续约八个半小时。

 

 

王煜副教授主持沙龙

 

       活动一开始，沙龙主持人王煜副教授首先就本期沙龙主题进行了介绍和说明，他认为历史时期考古从遗存来讲主要包括墓葬、城市、器物、建筑和以石窟寺为代表的宗教遗存等几大部分。川大考古对墓葬和宗教遗存关注较多、成绩斐然，城市方面关注相对少一些，但城市是历史时期考古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这一时期有上到都城、下到乡镇各类丰富的遗存，可以展示历史的各个方面，这应该是研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批材料。社科院考古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要的部分就是从城市考古建立起来，尤其是都城考古一直是其强项；北京大学以宿白、徐苹芳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则在唐宋时期以来城市考古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今天沙龙的嘉宾就主要来自或出自这两个重要机构，希望将我们带入以前关注不多、意义重大的领域，使我们今后能进一步加强对这方面的关注与思考，也希望川大的同学未来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

 

 

霍巍教授发言

 

       随后，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院长霍巍教授以“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守先待后’”为题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提出了关于考古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同青年学者们分享。他指出，“守先待后”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研究者所处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本身取决于资料、研究、结论这三个层面。资料层面上，包括考古和文献两个方面的资料，我们在资料上做研究准备，要对前人的既往研究和已有材料进行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梳理，这可以说是“守先”。随着个人认识的提升和问题意识的加强，我们才能从研究资料层面做到“守先待后”。研究层面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把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传统金石学中的某些理念、方法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去发展，在发展中去创新；同时“守先待后”确实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在考古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所谓“新材料”的问题，但新材料不仅局限于刚出土的材料，还包括我们对原有材料新的认知，认知前行了，材料也可能随之变为新材料。结论层面上，考古学界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在研究结论上从来不把话说满，留有充分的余地，我们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是同样我们也期待未来的发现与认知，这会给我们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间。最后，霍巍教授向各位远道而来的与会嘉宾表示了感谢，并对沙龙提出了以下期望：一是沙龙已形成的学术风格、学术传统要保持下去；二是沙龙要继续提高学术质量，保持关注前沿和主流问题，起到引领学术研究、弘扬学术精神的作用。

 

 

徐龙国研究员报告

 

       上午首先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龙国研究员以“‘城其赐邑’——古代城邑概说”为题做主题报告。首先，他对中国古代城邑做了一个概述，对邑的由来、发展、时间跨度、各时代特征、时段划分等方面做了说明。接着，他以时间为线索对古代城邑做了详细介绍，新石器时代中期是“邑的时代”，仰韶、龙山至春秋、战国时期是“城邑并行时代”，秦汉以后是“城的时代”。

 

　　“邑”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金文中也有“邑”字，通常认为“邑”是指有人居住的地方；《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记载，《释名•释州国》也记载“邑……邑人聚会之称也”，这应该比较切合“邑”的本意。目前史前环壕聚落在兴隆洼—红山文化圈、仰韶文化圈、后李—大汶口文化圈、彭头山—屈家岭文化圈都有发现，这种环壕聚落应该是“邑”的一种高级形态，典型的有陕西西安姜寨遗址、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城”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也已经出现，《说文解字》记载“城，以盛民也”，体现了一种武装保卫。大溪文化时期出现的彭头山城址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座城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也都出现了城；张学海先生认为最早的城可能由土围聚落转变而来，而土围聚落又是从环壕聚落中产生。龙山时期大量地出现了城，目前发现有60多处，有北方石筑的城，也有南方土筑的城，这些城址的出现与经济发展、部落战争密切相关，比较典型的有石家河城址、良渚古城和石卯城。

 

　　夏、商、西周时期是城址发展的低潮期，全国发现的城仅20多座，西周时期很少。徐龙国研究员举了自己对汉水流域城址研究的例子，发现其与全国城址分布的趋势一致，他推测可能与分封制、等级礼制的建立抑制了人们的筑城欲望有关，比较典型的有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和殷墟遗址。关于夏、商、西周时期邑的形态，郭沫若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邑”有沟树之封，表示一个范围；唐际根先生认为“大邑商”包含众多的小型商邑，但本身又可以理解为独立的“邑”。

 

　　春秋、战国时期是城址发展的转型期，所谓的“转型”是指很多“邑”转成了“城”，春秋、战国时期筑城运动很多，据学者统计，《春秋》、《左传》等文献中有84处“城某邑”的记载，这一点也可以从《史记•秦本纪》中秦灭西周，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城”看出。同时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不但城邑数量增多，其面积也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典型的例子有临淄齐国故城、滕州薛国故城。

 

　　关于文献中的“里”，《说文解字》记载“里，居也”，《尔雅》记载“里，邑也”，《周礼•遂人》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俞伟超先生认为从西周早期起就出现了里君、里长的称谓。通过分析，徐龙国研究员认为从“邑”变成“城”的过程中，邑中的很多小邑就变成了城中的里，但城中的里与邑中的小邑是有区别的，小邑是按血缘关系形成，而城形成之后，就出现了按照职业居住的里，当然这种划分下牢固的血缘关系还是存在的。另外，里实际上应该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城里的里，另一种是城外的里，所以文献中里的户数有所不同，典型例子有甘肃天水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墓出土的木板地图、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中的《地形图》。

 

 

秦汉城邑分区

 

　　秦汉时期是城邑的继承与发展期，《汉书•地理志》有大量某城故为某邑、某所封、某国的记载。这一时期全国发现近800多座秦汉城址。通过研究，徐龙国研究员将秦汉城邑分为西域地区、河西走廊地区、青海东部地区、北方长城沿线地带、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九个区域，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有500多座。最后，徐龙国研究员总结了秦汉时期城邑的特点：汉承秦制，战国时期郡县基本固定，继承了郡县制、闾里制、高台建筑、城防设施等；秦汉城邑制度建立，城邑制度虽无文而有制；形成全国城邑网络，城邑功能由防御变成管理中心，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加强；秦汉时期基本奠定了中国城市格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后，与会学者和同学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霍巍教授就墓葬、陵区与城址关系的早晚变化，提出生人居址与墓葬关系的问题；根据目前考古调查和文献、地图资料，提出城内邑（里）的规划何时形成的问题；从文献有关“里”的记载，提出秦汉时期“里”与特定人群的关系问题。徐龙国研究员认为历史上人的生死观念有多次变化，居址和墓葬的关系可能与血缘、地缘的关系变化有关；三代时期城内的邑是否有规划目前还不清楚，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应该时有规划的，比如齐国故城勘探出的道路应该与它的里有关系，这在《管子》里有记载；汉代河西走廊有专门为外来人群居住所建的城，在两汉城市中都有专门的“蛮夷邸”、“四夷里”等，可能也有加强贸易和人群管理的用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博士提出早期聚落与城的关系问题，即是在聚落外新产生了城，或者城是在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周礼•考工记》与汉长安城的关系，提出《周礼•考工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影响的问题。徐龙国研究员认为早期聚落与城的关系应该针对情况分别对待，当该地不适宜发展时就会在其他地方重新选址建城；《考工记•匠人营国》一篇中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前朝后市，市朝一夫”的记载，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只有汉长安城符合这样的情况，在此之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出现了一门三道，汉长安城“前朝后市”的布局是适应地形的结果，所以《考工记》的这一段记载是受汉长安城的影响，《考工记》的记载实际上是总结了战国以来这些技术的成就，至于《考工记》中保留的众多古语形式，可能与王莽时期篡改文献有关。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张薇薇博士提出城邑并存时期如何区分城和邑，是否在形态上或管理者的角度有所体现的问题；另外“邑”的甲骨文写法中“人”字是在“城”之外，是否有某种含义。徐龙国研究员认为“邑”的名称主要是依据文献上的记载，“邑”没有城墙，最多有环壕，但大部分也是没有环壕的；关于“邑”的写法，从古文字研究的角度来看，“人”字在城下边不能代表人在城外，“人”字代表的是一个人跪坐在那，象征这一区域是自己居住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副研究员提出秦汉城邑分区研究标准的问题。徐龙国研究员回应说，分区标准主要是结合政区地理和行政地理，即当时汉代郡县的设置、自然山川地貌等。

 

　　王煜副教授就商周时期城址较史前时期减少，提出商周时期遗址相较于史前的变化问题。徐龙国研究员认为可能源于这一时期发现的考古遗址总量较少，但这是不合理的，可能与我们的发现、辨识有关；不过就城址而言，城址少可能与当时筑城规模小、质量差、破坏多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涛副研究员则认为商周时期遗址较少可能与资源占有方式的改变有关。

 

　　参会的同学也就两周时期卿大夫采邑的性质向徐龙国研究员提问。徐龙国研究员回答说，分封包括土地和人口，采邑如果在大邑中，应该是大邑中的小邑；如果是在大邑之外，则是单独的一个区域，这种分封还影响了秦汉时期王侯的分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