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教授首先从宋代城市形象的代表资料《清明上河图》切入，说明他选择“坊”这个议题，目的在于借题发挥——通过讨论地方志如何书写宋代城市的规制，来重新审视旧的议题，以推动城市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本次讲座主要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伟民教授在梳理了宋代城市史的研究状况后指出，在宋代城市研究中，街道和坊的关系问题，仍然有着“未尽之意”。藉由宋元地方志中对城郭组织与布局的书写方式的分析，包伟民教授提出了城市史研究中应当关注和思考的两个问题：一是入宋以后，城市中间的坊是否仅仅是街巷的雅称、别号？二是地方志中如何书写城市中的坊？为什么会有这种书写方式？

        第二部分以文献记载中的宋代开封、常州、泸州、青州等城市的坊区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坊”在这些文献记载中的具体内涵，并指出宋代城区的基本管理体制为厢、坊两级制。坊区层级的界、隅等名称并不影响其基本性质的一致性，但宋元方志没有对坊区给予特别的关注。

        第三部分主要讲述了地方志记载中的“坊额”现象。包伟民教授在比较加藤繁和陈振关于坊额的认识与定义的基础上，援引文献记载，做出了两个关于坊额的推断：一，坊额的建筑形式大多是以门楼为原初形态逐渐演变的；二，坊额的分布是从坊门向其内部街巷逐渐扩散的。 

       第四部分，包伟民教授还关注到在两宋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城市坊额名号增多的现象。在综合考察文献记载中的坊额名号后，包伟民教授提出，两宋时期坊额的增多主要是由地方官吏、文士儒生追求坊额的教化作用及壮观的坊额景象所致，由此也反映出地方官员标榜政通人和、地方治理善政的追求。一部分坊额被人们持续使用，逐渐渗透进城郭地名体系，具有了实际的区域标识意义，因而“雅称”与“别号”也才有了实际意义。而另一部分坊额则因屡修屡圮，没有真正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因此逐渐被遗忘，造成史书所载“坊额不存”的现象。由此，包伟民教授认为，“由坊墙倒塌所导致的坊额不存”这一说法是一种严重的认知错位。

       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宋代城市的坊正问题。包伟民教授认为，作为城郭基层职役头目的坊正，理应有其他名目的役人，协助其履行职责。宋代以降，城市基层管理组织进一步细化，逐渐形成两层职役体制。坊区和坊额间在管理体制上建立起了有机联系，实乃大势所趋。

        第六部分中，包伟民教授总结到，在宋代“厢司-坊区-巷区”的两级三层的城市管理体制中，因为坊区与坊额间存在区别，所以“坊”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在以“坊”为中心的城市规制的书写中，对“坊额”的“美名”的书写，具有建设基层组织与推广教化的考量和意义。由此，对俚俗“巷名”的有意忽略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包伟民教授着重指出，宋代城市史研究中，应该摆脱以“坊”为中心来构建城区规制的思路，并应注意观察宋元方志记载中关于“坊”的失真景象。

       最后，包伟民教授就相关问题与在座师生进行了精彩互动交流。总之，本次讲座极大地提升了大家对唐宋城市制度演变和地方志书对城市规制“书写”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