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弗拉凯迪教授

 

       此次讲座内容与教授即将出版的新书《Ancient Inner Asia》有关。

       首先，教授提出了需要重新认识内亚地区文明性质的问题。1992年，一位叫做Gunter Frank的作者在一本著作中的认为，中亚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但通过最近20年研究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中亚是具有中心性的。但教授对这位学者的一部分内容提出了异议，进一步提出我们是在比较地认识的中亚的中心性，对于中亚自身来说，它的地位是什么，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比如在公元前2000年或者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中亚否是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同时期，有爱琴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中国等这些伟大文明。那么在这些伟大文明的映照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认识中亚地区的地位，如何认识中亚地区？在这一时段内，我们可以看到中亚地区有着广泛的跨区域交流，比如青铜器、食物、石髓等，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的文明呢？教授不再使用书写系统、城市等所谓的文明要素对中亚文明进行定性，但是他认为亚洲腹地的文明曾经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这里的文明是在一个在经济上、制度上不间断交流的基础上产生的。教授强调，“开放的世界”这一观点，并不是指中亚文明是一个国家，而是指在中亚地区生活的这些人们的多向互动形成的一个文明特点。

       接着，教授使用了“多重体制的复杂性”这一理论模型来理解亚洲腹地的互动模式。教授讲解了何为“多重体制的复杂性”，在这一理论模型中，每个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制度，包括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贸易等生业形态，这些都可视为每个群体的制度，每个社会群体在单个的制度层面进行交流，不一定有共同的认同，这就是所谓的多重的互动模式。同时教授对使用“复杂”一词进行了解释，认为中亚的群体并不是从进化层面从简单到复杂的互动，而是复杂群体与复杂群体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的原因是不同群体参与了多层次结构的行为。教授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升华，他提出了文明的新的定义，文明是由于不同体制之间的互动、不同群体之间的参与形成了一种体制域，各种制度包括实践、经济价值、意识形态等等总和形成了一种称为体制域的东西。教授对如何分析体制域进行了说明，认为一个族群通过参与的行为学习或者与另外一个族群进行交流，通过分析参与行为的机制来理解中亚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内亚山地走廊沿线体制参与者的不同领域

 

       然后，教授介绍了他在内亚地区进行的田野工作和主要发现。在内亚地区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同时在天山、兴都库什山、中国西部也有涉及，试图通过这些研究了解山地是如何影响文明进程的。教授介绍的三个主要遗址，分别是Begash , Tasbas和Dali。这三个遗址位于山区，同时海拔都较高，Begash海拔在1000米左右，Tasbas和Dali的海拔约为1500至1600米。首先介绍的是Begash遗址。这是一个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遗址，位于山谷中，工作发现有墓葬区和聚落。在以往哈萨克斯坦这一地区，在公元前二千纪，安德罗诺沃文化是第一个这里定居的文化，在安德罗诺沃文化之前尚不清楚，但是Begash的测年要比安德罗诺沃要早，约公元前三千纪，这说明在安德罗诺沃文化之前已经有游牧文明在这里出现了。教授讲这个遗址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三期大约是中世纪，第二期大约在萨迦时期，第一期约为青铜时代早期，这是一个年代较为连贯的遗址，但是并不是一直有人在这里居住，而是一个人群不断重访的遗址，这个遗址为这一地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年代学样本。同时，教授介绍了Begash遗址的经济形态，可以确定的是这里的人群是牧人，畜种有绵羊、山羊、牛和马，主要是畜养绵羊，同时马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以往认为游牧人的出现往往有马伴随，但是这个遗址的发现表明游牧人刚出现时是不一定有马，他们或许只是步行。同时在这个遗址中也发现了火葬的人骨和在中国之外欧亚草原最早驯化的小米和小麦。

 

哈萨克斯坦Begash遗址和Dali遗址的冶金

 

       Tasbas遗址的年代也比较早，从测年可以看出最早为公元前2500年以前，比安德罗诺沃文化也要早。在这一遗址中也发现了火葬遗存，也发现了欧亚草原北部最早的农业证据。在这一遗址稍晚阶段（约公元前1500年）的遗存中也发现了大麦和小麦，所以说，当地人们的生产不仅有牧业，也有农业。同时也据此得知小米和小麦是如何在中亚地区汇聚的。他认为现在关于小麦的最可靠测年是Tasbas遗址的小麦测年，另外还有赵家庄的测年（在4500B.P左右）和Begash的小麦测年，并展示了小麦的可能传播路径。

       教授据此对于小麦的传播原因和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进行了阐释。以往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的亚欧草原是交流频繁发生的一个通道，其实这是将亚欧草原当作一个质同东西来对待。但如果从地貌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质同的地区，地貌的差别很大，教授认为在这种地貌条件下旅行是很困难的，反而从内亚山地走廊，即从伊朗到天山的这条道路，是一个同质的地区，这也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他们的交流过程。欧亚大陆的高原环境具有非常多样的特点，这一特点体现在它的垂直高差上，某一地区从沙漠到草地再到冰川这种地貌的改变可能发生在短短的几百米之内，在这些海拔比较高的地区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肥沃的牧草，而这些具有肥沃牧草的地带就像在山间的道路一样，把各个地区都联系在一起。

  

游牧人生态模拟交流图 

 

       教授引用了一个移动性模型来说明人群的游动性是如何影响到参与行为的问题：夏季，牧人在高地的草场放牧，冬季，在低地的草场放牧，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为人们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场所和机会，就像城市里的人们早上去上班，晚上回家，在上班的过程中可以和同事互动是一样的。所以教授对内亚地区一个很大的范围进行了建模，试图理解交流路线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对游牧人的移动情况进行了一个模拟，这个模拟所基于的理论情况是畜群每年迁徙于高地和低地之间，迁徙的原因在于对优质牧草的追逐，在模拟过程中使用了汇水量计算的方法并更改了一些参数，使它可以寻找到最好的牧场。这个模型的原理是：在低地上设置了很多个点，作为高地的牧群迁往低地的目的地，根据程序设置的参数，可以呈现出一个寻找最好牧场的路线，经过数十次、数百次的计算后，可以发现由于目的地的不同，迁徙路线也是非常多样化的，同时也显示出“多重体制的复杂性”含义，这种交流是不稳定的，是多样的，并且有很多种目的。通过五百次模拟后发现，虽然每次的路线都不太相同，但是也有一些是经常使用的路线，这些路线指示了通常具有优良牧场的地点，这些路线和我们已知的欧亚草原上的遗址有着高度的重合性。所以，教授认为，中亚的交流并不是在所谓的有了文明后产生的官僚机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牧人寻找草场的移动过程中就会形成交流路线。比如吉尔吉斯坦一个海拔很高的遗址，虽然很难达到，但是在模拟交流图上是一个重要的地点。同时教授提到一篇他在《自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在文中指出：在西藏，我们有相似的自然环境，但是海拔更高，如果把他模型中的参数适当改变，我们有可能在西藏发现游牧人移动的遗址，这也是西藏考古中一个有发展潜力的方向。

       在得知游牧人可以在非官方的基础上直接进行交流这一事实后，教授就这一事实的影响和结果进行了阐述。通过田野工作可以观察到，欧亚大陆存在埋葬习俗趋同的现象，包括墓葬结构、随葬品摆放方式，实际上这是一种趋同的制度域体现，而这个制度就是我们如何埋葬死者的制度。并举了小河墓地的例子加以说明，虽然小河墓地在墓葬、出土物等方面与Begash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对于小麦的使用方式是一致的，说明小河墓地“参与”了埋葬的方式，所以说小河墓地和Begash小麦的使用方式是相近的。同时还提到了小河墓地的丝织品，认为丝织品也可以反映出交流的过程。Begash的陶器和小河墓地有些相近，Begash在陶器模型里面或者外面包裹一层丝织品，教授的一名学生研究了这些丝织品，认为从陶模丝织品遗存可以研究其演变过程。Begash 陶器所见丝织物的压印痕迹中有一种“斜纹”丝织品，在中国安阳、新疆等地都有所发现，教授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做法，并将中国和西亚联系在一起。在哈密的遗址中发现了一种相似的纺织方式，这说明不仅需要相似的技术，还需要一种特别的织机。这种织机最早发现于格鲁吉亚南部，学者Barber在很早以前认为它是从欧亚草原传播过去的。但是，由于目前Begash遗址的发现，教授认为这种织机是从内亚山地走廊传播过去的。Begash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遗址，但是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证据。

       最后举的例子是有关青铜器的，从梅建军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知道，青铜器最早见于阿尔泰地区，并且向西、向东传播，但是我们现在对中亚地区青铜器的传播过程和青铜器本身的多样性情况并不清楚。教授介绍了Dali遗址，这一遗址与Tasbas距离较近，但是建筑与Begash接近。这个遗址面积很大，有很多个遗迹集中的地区，这个遗址周边有很多生产金属的村庄，说明Dali很可能是一个青铜器生产的重要中心。Dali遗址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第二期是公元前二千纪。铜器主要发现在公元前三千纪，也有一些早于安德罗诺沃的铜器。最有趣的发现是青铜器本身，发现了冶金作坊，认为发现的石锤与哈萨克斯坦东部发现的矿冶遗址石器工具一致，因而认定该遗址也存在有采矿行为。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从别处带来的黄铜矿，这有可能是为冶铜开采的。这个遗址的冶金考古工作是由剑桥大学的Miljana完成的，主要运用的方法是金相和化学成分分析。我们在该遗址发现了许多铜器熔化后产生的矿渣，这种矿渣的产生需要很高的温度。通过金相分析，认为这些青铜属于锡青铜，这个遗址中的青铜器的化学组成有着比较大的差别，锡的含量分高中低不等。遗址中有很多锡含量在10%左右的青铜器，这和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有些相似。这个遗址从操作链意义上有着完整的从采矿、生产到使用的过程。然而，铜器元素组成分析显示，Begash和Dali的元素成分和哈萨克斯坦东部的铜器元素成分完全不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原材料取自本地，但尚未发现原料地；另一种则是来自其他地区。两地的铜器元素成分反而是和哈萨克斯坦东北部、中部较一致，也就是说，在哈萨克斯坦偏北有着铜器生产的贸易。通过模拟金属交流网络，发现在青铜时代中期，Begash和Dali各自有一组和他们青铜器元素组成方面接近的遗址，从青铜时代晚期开始，这种交流行为变得更为复杂，有的和Begash接近，有的和Dali接近，有的和两者都接近。通过铅同位素示踪法发现，Dali遗址青铜器的锡料有可能是从内亚山地走廊来的，Begash则更有可能与印度有关系。所以，Dali遗址的锡料来源更有可能是在偏南部的地方，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结合以前的例子，发现这两个地方的人参与了各种不同地方的制度域，包括锡、丝织品、陶器、青铜器，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交流网络。

       在本次讲座中，教授对内亚地区的文明提出了新的理解，认为文明不一定需要所谓的文明要素，文明同样可以由不同的参与行为，包括技术、生活方式、思想、信仰等方面的交流而形成，因此教授认为亚洲腹地区是一个复杂而开放世界，同时也向我校师生介绍了他在内亚地区的一些考古工作和重要发现。讲座结束后，迈克尔·弗拉凯迪教授就自然环境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中亚岩画、碳14测年等问题与我校师生进行了交流和讨论。讲座在掌声中落下帷幕，吕红亮教授代表师生再次对迈克尔·弗拉凯迪教授的到来表示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