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5日晚19:30，由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古文字与先秦史名家讲坛”第二讲在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望江校区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如期举行，并于腾讯会议平台线上同步直播。本次讲座主题为“文字的宗教性与世俗性”，由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彭裕商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研究员主讲。

讲座伊始，冯时研究员首先谈及了文字产生的原由问题，他指出，依照文字产生的路径，可将文字分为原生文字与次生文字两大类。前者仅为数个古老文明所拥有，如中国之汉字、古埃及之圣书文、玛雅之象形文字；后者则属于绝大多数文明的文字，其在创制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其他文字的影响。而中国的汉字作为为数不多的原生文字，其产生的原因与应用目的就更值得深究。冯时研究员援引《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指出结绳记事不等于创造文字，文字的诞生并不是为了记录事物，古书所载的结绳与书契并非一事。故针对“文字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一说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语言本为人类共有之现象，如果记录语言为文字被创造的目的，那么每个文明在发展之初都应拥有自己的文字，如此一来便与“原始文字”仅为几个古文明所有的现象产生矛盾。针对跨时空的交流需要文字承载，即《说文解字叙》“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一说，冯时研究员指出跨时空的交流并不一定需要文字作为媒介，古时信使、烽火乃至民族志中所见的口耳相传、口述史诗等现象都足以承载时空交流的功用，由此则推论得出文字符号体系的建立应服务于更为特殊的存在。

冯时研究员提出文字符号体系本是宗教观的产物，即文字当是应用于人与神的交流沟通。古书载有仓颉造字说，仓颉本为黄帝之史官，史官主掌祭祀，通过祭祀来沟通人神，因此创造原生文字作为人神沟通的桥梁。而同为原生文字的古埃及圣书文、玛雅象形文字皆属于祭司使用、用来沟通人神的文字。同样的，我国少数民族使用的文字，如历史可上溯至8000年前的古彝文、以巫师之名命名的纳西族文字（东巴文），皆为巫师等神职人员创制、使用，足见宗教性是原生文字的共有特点之一。又以中国古文字证之，甲骨文本为占卜所用之文字，以此与神明沟通，为商之“史”掌握。卜辞所见“民”字上为眼目下为棒物，表示盲眼目不能视之人，若不能看见文字，则自然无法同神明沟通，这也解释了商代“民”与掌握人神沟通路径的祭司之间的区别。

在解释“原生文字是为人神沟通而创制的文字”这一理论时，冯时研究员特别指出，用于人神沟通的文字当是“不教而识”的，即神明无需学习就能识别理解的，由此推出原生的宗教性文字为象形字之说。凡是以象形为造字规则的古文字，多为宗教性的文字。《孝经援神契》“仓颉视龟而作书”、《淮南子·本经训》“天雨粟、鬼夜哭”等文献记录都能体现出文字创制之初的宗教色彩。冯时研究员认为，虽然象形属于较为原始的构字方式，去图画而未远，但正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言“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古人创造文字时观察了鸟兽足迹，方知哪怕是象形字之间也可以进一步进行区分，形似如“狼”“犬”两种动物，在甲骨文中也有字形上的细微区别，足见象形也有相互区别的方式与作用，这一论点驳斥了东汉时先观“鸟兽蹄迒之迹”，后有象形字的观点。

再次，冯时研究员援引《左传》等传世文献所见“史”与“祝”的论述，以及出土卜辞与相关文物，指出“祝”表示“张口言说”之貌，“史”与“祝”所掌握的文字在效用上则比“言说”更进一步，达于人神，而“信”。“信”是人神沟通的准则，内化于文字之中，这也是象形文字具有的一大特征。象形文字所具“勾勒实物”的特性，决定了其最适合创造名词，故当时的书面用语则是纯粹的名词的堆砌，如金文所见“举父乙”等“族氏+庙号”之类的文辞。这一特点也与前文所述“文字的创制无关乎语言的记录”相印证。

冯时研究员列举山东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文，指出此类陶文可与古彝文相互印证、释读，可见古彝文即太行山以东之古夷文。另举河南贾湖出土的8000年前龟甲上的目形刻符，此类符号亦见于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器，依照古彝文当释读为“吉”字。冯时研究员认为，“吉”与“目”在字形形体上具有可通之处，目能视物即可识读象形文字，是与神灵沟通的物质基础；造字之仓颉生有四目，三星堆出土人面状青铜器中有部分器物突出了人眼部的特征，面部有高耸祥云状青铜构件，是为通神之貌；字书所见“视”字从“示”从“见”，表示看见庙主之灵位方可通神的含义；古文字“蜀”从“视”从“龙”，且“龙”的形象多见于各类文明遗址、墓葬之中，也是“目”与神明相通的例证。

最后，冯时研究员提到在甲骨文中所见的“朱书”现象，客家文化中常见的敬字亭、焚烧字纸以祭河伯等现象，都说明了在古人心目中，文字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与整场讲座传达出的中心论点相呼应。

至此，本次讲座在学界师友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冯时研究员随后对听讲观众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应与解答。